其三，公元前三八七年，趙烈侯死，其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死，趙部族將軍舉事政變，廢黜武公子，而改立烈侯子趙章，是為趙敬侯。

其四，公元前三八六年，趙武公之子趙朝發(fā)動兵變，被攻破，逃亡魏國。

其五，公元前三七四年，趙成侯元年，公子趙勝兵變爭位，被攻破。

其六，公元前三五○年，趙成侯死，公子趙紲發(fā)動兵變與太子趙語（趙肅侯）爭位；趙紲失敗，逃亡韓國。

其七，公元前二九九年，趙武靈王傳位王子趙何（此前廢黜原長子太子趙章，改立趙何為太子），退王位自稱主父；不忍趙章廢黜，復封趙章為安陽君。其后趙章發(fā)動兵變，與趙何爭位。權臣大將趙成支持趙何，擊殺趙章。

其八，趙成再度政變，包圍沙丘行宮三月余，活活餓死趙武靈王。

其九，公元前二四五年，趙國發(fā)生罕見的將帥互相攻殺事件：趙悼襄王命樂乘代廉頗為將攻燕，廉頗不服生怒，率軍攻擊樂乘，樂乘敗走，廉頗無以立足而逃亡魏國。這是戰(zhàn)國時代極其罕見的大將公然抗命事件，而趙國朝野卻視為尋常。幾年后趙國復召廉頗，即是明證。

其十，趙悼襄王晚期，廢黜原太子趙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趙遷為太子，種下最后大亂的根基。

其十一，趙遷即位，內(nèi)亂迭起，郭開當?shù)溃D殺李牧。

為國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變政變內(nèi)亂，戰(zhàn)國絕無僅有也。

戰(zhàn)國大爭，每個國家都曾有過內(nèi)爭事件，然則如趙國這般連綿不斷且每每發(fā)生在強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實在沒有第二家。歷史呈現(xiàn)的清晰脈絡是：趙國之亂政風習代有發(fā)作，始終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謀化，終于導致趙國轟然崩塌。趙國亂政痼疾是趙國滅亡的直接內(nèi)因，其更為深層的內(nèi)因則在于部族秉性。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環(huán)境與其所經(jīng)歷的重大事件。所謂生存環(huán)境，一則是自然地理環(huán)境，二則是社會人文環(huán)境。地理環(huán)境決定其與自然抗爭的生存方式，社會環(huán)境則決定其人際族群的相處方式。對趙國兩大根基環(huán)境作一大要分析，可以使我們更深地透視這個強大國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視對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妒酚洠浿沉袀鳌贰ⅰ稘h書．地理志》都對戰(zhàn)國時代的地域性格做了豐富的記載，做出了精當?shù)母爬?，這便是將地理環(huán)境與民風民俗直接聯(lián)系起來的種種分析。趙國之地，大體分為邯鄲地帶、中山地帶、太原地帶、上黨地帶、代郡地帶、云中胡地等六大區(qū)域，其各地地理民風的大體記載是：

邯鄲地帶：處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鄰鄭、衛(wèi)，近梁（大梁）、魯；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好氣任俠。

中山地帶：山地薄，人眾，民俗儇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白日以木椎殺人剽掠），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夜來則盜墓為奸巧生計）；女子則鼓鳴瑟（彈著樂器），跕屐（拖著木屐），游媚富貴，入后宮，遍諸侯。

太原上黨地帶：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者靡。

代郡地帶：地邊胡（與胡地相鄰），數(shù)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強直狠毒），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nóng)商。其民如兕羊，勁悍而不均。自晉時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趙武靈王益厲（激勵）之，其俗有趙風。

云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趙齊衛(wèi)楚之民，鄙樸，少禮文，好射獵。

綜合之，趙國腹地山巒交錯，除了汾水谷地與邯鄲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縱橫山地分割成小塊區(qū)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農(nóng)耕業(yè)難以居主導地位；更兼北為胡地，狩獵畜牧遂成與農(nóng)耕相雜甚或超過農(nóng)耕的謀生主流。相比于趙國，其他五國均有大片富庶農(nóng)耕之地：秦有關中蜀中兩大天府之國，魏韓有大河平原，齊有濱海半島平原，楚有江漢平原與吳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與遼東部分平原。當時天下，只有趙國沒有如此大面積的農(nóng)耕基地。如此地理環(huán)境的民眾，在農(nóng)耕時代自然難以像中原列國那樣以耕耘為主流生計。為此，所形成的社會人文環(huán)境（民風民俗）便有兩大特征：

其一，仰機利而食。農(nóng)耕無利而不愿從事農(nóng)耕，崇尚智巧與其他生存之道。譬如男子好射獵、多任俠、輕為奸、常劫掠等等；女子“設形容，奔富貴，入后宮，遍諸侯”等等。也就是說，在趙國這樣一個沒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國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不確定的，是動蕩的。貧瘠多動蕩。這是人類發(fā)展的普遍現(xiàn)象，即或在兩千多年后的今日，我們依然能在貧瘠國度與地區(qū)看到此種現(xiàn)象的重演。

其二，豪俠尚亂，慷慨悲歌。唯其生計多動蕩，則生存競爭必激烈，唯其競爭激烈，豪杰任俠必多出，競爭手段必空前殘酷。所謂人民強直而狠毒（懻忮），所謂高氣勢而重義氣，所謂報仇過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處于自然節(jié)奏的古典社會，若無堅韌徹底的法治精神，則法治實現(xiàn)難度極大。其時，社會正義的實現(xiàn)與維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俠之士的私行來補充。唯有如此社會需要，趙國才會出現(xiàn)民多豪俠的普遍風氣，其豪俠之士遠遠多于其他國度。豪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難以盡行于山野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動蕩，又激發(fā)了整個社會的“尚亂”之風。尚亂者，崇尚私刑殺人也。對于政治而，私刑殺人就是妄誅妄殺，就是連綿不斷的兵變政變。

《呂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則評判云：“韓、荊（楚）、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ㄒ绱巳说韧闹\事，顯然是太遠了?。。眳尾豁f曾久居趙國，如此評判趙國將帥貴人與士卒眾庶，當是很接近事實的論斷。

唯有如此社會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亂政頻仍。

中國古典思想史上的兩大驚人論斷，都是趙國思想家創(chuàng)立的。

慎到，首創(chuàng)了忠臣害國論。荀況，首創(chuàng)人性本惡論。

這是發(fā)人深思的歷史現(xiàn)象。

慎到者，趙國邯鄲人也。其主要活動雖在齊國稷下學宮與楚國、魯國，然其思想的形成發(fā)展不可能脫離趙國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勢治派姑且不說，其反對忠臣的理論在中國古典思想史上堪稱空前絕后。慎到之《知忠》篇云：“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比干子胥之忠，毀瘁君主于閣墨之中，遂染弱減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將治亂，在于賢使任職，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國；忠盈天下，害及其國！”

以當代觀念意譯慎到之《知忠》篇，是說：亂世亡國之臣中，不是沒有忠臣。而治國能臣，更不都是盡忠之臣。治國之能才，應當忠于職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亂世之庸人，則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職守。人世治亂，想做忠臣者不絕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樣的赫赫忠臣，最終卻只能使君主毀滅于廟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亂世，卻能使謬誤成風。官員當忠于職守，而職守不能越過自己的職位。而忠臣自以為忠于君主而到處插手，反而將朝政搞亂。所以，夏桀不是沒有忠臣，其罪惡卻彌漫天下。治國在于賢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顯天下，國家受益；忠臣彰顯天下，國家受害！

慎到反對忠臣之論，其論斷之深刻精辟自不待。我們要說的是，這一理論獨生于豪俠尚亂的趙國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趙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趙國政變迭生，廢立君主如家常便飯，當可得到更為深刻的說明。

荀況也是趙人。其《性惡》篇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縱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

荀子性惡論的提出，是為了論證法治產(chǎn)生的必然性，其偉大自不待。中國只有在戰(zhàn)國之世，才能產(chǎn)生如此深刻冰冷的學說。我們要說的仍然是，此論獨生于趙國思想家，生于豪俠尚亂的社會土壤所誕生的思想家，在某種意義上，它深刻反映了趙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惡的一面。唯其有尚惡之風，故趙國之亂政叢生有了又一注腳。

強大的趙國已經(jīng)轟然崩塌于歷史潮流的激蕩之中。

但是，這個英雄輩出的國家曾經(jīng)爆發(fā)的燦爛光焰，將永久地照耀著我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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