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德國病理學專家萊德奇發(fā)現了空氣傳播病菌會使傷口感染，從而認為人們講話的帶菌唾液也會導致傷口惡化；于是，他建議醫(yī)生和護士在手術時，戴上一種用紗布制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從此，口罩就成了醫(yī)療中的重要工具。

“不過中國人沒有戴口罩的習慣，要想說服他們佩戴口罩可不容易??！”沈隆嘆了口氣，在此之前，中國其實已經有了類似口罩的產品，只不過那時有錢人家出行遮蔽塵土的，普通老百姓可沒有戴這個的習慣，而且生產發(fā)放也是大問題。

哎，到了后世，外國人不愛戴口罩，現在卻是中國人不愿意戴，還真是頭疼啊，沈隆繼續(xù)說道，“好在臨走的時候我已經讓醫(yī)院準備紗布、藥用棉等物資加緊制作口罩了，我現在就讓玉婷給他們發(fā)電報，讓他們趕緊把做好的運過來?！?

商量好對策之后，沈隆和伍連德馬上開始行動，聯系東三省總督及各級防疫部門的官員，讓他們下令封鎖東北的鐵路、嚴禁百姓聚集聚餐，統(tǒng)一焚化疫區(qū)的尸體，同時搜集物資制作口罩、石灰水等必要物資。

客觀地來講，從清末到民國，中國的公共防疫實力是一個短暫上揚然后迅速下降的過程，在清末時期，滿清政府還能調動全國的力量防止大型瘟疫，畢竟瘟疫在古代也是一項非?？膳碌氖虑椋鞯氐墓賳T們多少知道一些厲害。

而到了北洋政府時期，由于歸國留學生的不斷增加，以及北洋政府對各地的控制還算得力，所以在這方面的能力比起晚清還有所提升；不過到了花生米這兒可就不行了，這時候誰還有心思去管老百姓的死活啊？一直到了新中國，這種情況才得以改觀。

滿清政府重視防疫其實也有外部勢力施加壓力的原因，自鼠疫開始流行以后，日俄在各自控制區(qū)積極防疫的同時，不斷指責中國政府的無能。

俄國當局不但以哈爾濱的主人自居，對中國人進出嚴格限制；而且威脅中國政府，如果疫情繼續(xù)發(fā)展，“將用軍隊保衛(wèi)哈爾濱”。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向德國外交代表主張，制止鼠疫的“唯一辦法是俄國在中國北部中心駐扎軍隊”。

日本人雖然沒有俄國人表現得那么露骨，但是他們借口保護僑民，在沈陽設立防疫總局，在長春、鐵嶺、遼陽、安東、大連等地設立分局，處處表現出過分的“熱情”，以至于連美國公使都認為他們純屬“招搖過市”。

日本人所辦的刊物公開宣稱，“中國忽視消滅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應該被解除他對滿洲的責任”，當時日本****的狼子野心，人盡皆知，以至于有人議論，是日本人在井水里下毒，傳播鼠疫，清潔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連工錢都漲了4倍。

在重重壓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郵傳部聯合辦公，商議防疫辦法。攝政王、軍機處多次下令東三省總督、直隸總督等切實辦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滿清政府還于1910年12月25日，在內廷召開特別的防疫會議，由守衛(wèi)大臣、內務府、民政部、郵傳部、法部、陸軍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參加研究防疫對策，各級防疫機構開始設立。

一開始他們使用的是中醫(yī)的治療方法，用針炙，服牛黃、犀角涼血敗毒等藥，但效果并不明顯，眼見疫情控制不住，他們只好尋求西醫(yī)的幫助，于是伍連德和沈隆就到了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