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的韓非，戰(zhàn)勝不了血統(tǒng)的韓非。清醒的洞察，戰(zhàn)勝不了與生俱來的族群認同。

只要韓非繼續(xù)活著，這種痛苦的撕裂便注定要永遠繼續(xù)下去。韓非贊賞自己，韓非厭惡自己。

治學之韓非，屈從于血統(tǒng)之韓非，韓非便一文不值。血統(tǒng)之韓非，屈從于理性之韓非，韓非便沒有了流淌在血液中滲透在靈魂中的族性傲骨。

一個韓非不可能融化另一個韓非，何如同歸于盡，使學說留世，使靈魂殉葬，使贊賞與厭惡一起灰飛煙滅……韓非絕食了。

事實上，任何部族民族所建立的國家，其文明框架的構成，其國家行為的特質，都取決于久遠的族性傳統(tǒng)，以及這種傳統(tǒng)所決定的認識能力。而族性傳統(tǒng)之形成，則取決于更為久遠的生存環(huán)境，及其在這種獨特環(huán)境中所經歷的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這種經由生存環(huán)境與重大事件錘煉的傳統(tǒng)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遺傳，使其生命形式將永遠沿著某種頗似神秘的軸心延續(xù)，縱是興亡沉浮，也不會脫離這一內在的神秘軌跡。

戰(zhàn)國大爭，每個國家都曾有過內爭事件，然則如趙國這般連綿不斷且每每發(fā)生在強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實在沒有第二家。歷史呈現(xiàn)的清晰脈絡是：趙國之亂政風習代有發(fā)作，始終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謀化，終于導致趙國轟然崩塌。趙國亂政痼疾是趙國滅亡的直接內因，其更為深層的內因則在于部族秉性。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環(huán)境與其所經歷的重大事件。所謂生存環(huán)境，一則是自然地理環(huán)境，二則是社會人文環(huán)境。地理環(huán)境決定其與自然抗爭的生存方式，社會環(huán)境則決定其人際族群的相處方式。對趙國兩大根基環(huán)境作以大要分析，可以使我們更深地透視這個強大國家的根基。

行天下之大仁，必有難以回避之不仁。想要天下沒有遍地虎狼，必得天下先有虎狼；先有最強虎狼，而后方能沒有虎狼，此之謂也！具體說，若不水攻大梁，使昏聵魏國奄奄不滅，天下不能一統(tǒng)，兵戈不能止息，而徒存仁義，長遠論之，仁乎？不仁乎？是故，臣以為大梁之戰(zhàn)，不宜執(zhí)迂闊仁義之說而久拖不下！否則，中原之變數(shù)將無可預料。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寬內忌之風，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終至于將魏國人才驅趕得干干凈凈。這種外寬內忌，表現(xiàn)為幾種非常怪誕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賢敬賢文章，敬賢之名傳遍天下；其二，對身負盛名但其政治主張顯然不合潮流的大師級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對已經成為他國棟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為本國的兼職丞相（事實上是輔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內政）；其四，對尚未成名的潛在人才一律視而不見，從來不會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對無法擠走的本國王族涌現(xiàn)的大才，分外戒懼，寧肯束之高閣。自魏惠王開始直到魏假亡國，魏國對待人才的所有表現(xiàn)，都不出這五種做派。到了最后一個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毀而死，魏國人才已經蕭疏之極，實際上已經宣告了魏國的滅亡。

就歷史事實說話，先秦時代的中國族群有著極其渾厚的精神力量與行為自信，對天命天意等等，相對于后世的種種脆弱心理與冥頑迷信，確實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對理想狀態(tài)。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奮發(fā)創(chuàng)造力。

自兵爭問世，戰(zhàn)場從來是雙方大軍為國家而一決勝負的角力場。此間之根本所在，是國家利害之得失，而非一將才華之毀譽。唯其如此，主將能以看似平淡無奇之方略而完勝敵國，寧非大幸哉！相對于邦國大計所需要的勝利，有否奇絕之戰(zhàn)，實不足道也。毋寧說，奇絕之戰(zhàn)因其求奇求絕，而必然具有不確定的風險；平戰(zhàn)而勝，則因不求奇絕而唯求戰(zhàn)勝，必然具有確定的勝算。身為最為國家利害計的君王，是選擇確定的勝算，還是選擇不確定的風險，豈不明矣！冷靜縝密而有兼思之胸襟，善于籌劃盤根錯節(jié)而多有意外變化之總體大戰(zhàn)，此乃王翦之長也。拋開大國決戰(zhàn)的深層根基，而過分看重戰(zhàn)場謀劃之奇絕華彩；此乃李信之短，嬴政之失也。平心而論，將目下的秦國大將一個個數(shù)來，能統(tǒng)率舉國之兵而吞滅最大楚國者，非王翦不能也。痛定思痛之后，即或是王賁，嬴政也不能放心了。畢竟，崇尚武安君白起的王賁尚未老辣，多少與李信更為相像一些……天降王翦與秦，何其大幸也！

其后時代，由于中原文明對楚國的鄙視，也由于楚國對此等鄙視的逆反之心，兩者交相作用，使楚國走上了一條始終固守舊傳統(tǒng)而不愿過分靠攏中原文明的道路。見諸于實踐，便是只求北上爭霸，而畏懼以中原變法強國為楷模革新楚國，始終奉行著雖然也有些許變化的傳統(tǒng)舊制。

唯品性不端之奸佞，方有愛財、怕死兩大弱點。故，一則賄賂，一則威懾，二者必有其一生效。方正大才者，則一不愛財，二不怕死，故兩者均無效力。唯其如此，秦國之財貨、利劍不涉方正之才，只對奸佞權臣。方正之才而與秦國對抗者，間戰(zhàn)唯以流反問對之，擾亂其國廟堂，使方正之才失其位而已。

后世輯錄的《武經七書》中，最古老的一部兵書是《司馬法》，其開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國雖大，好戰(zhàn)必亡。天下雖安，忘戰(zhàn)必危?！?

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燒民間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其深遠的“焚書”事件。與其后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個秦帝國，因此而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兩千余載厚誣之下，已經無以使后人認知全貌了。人們因此而將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將秦帝國視作暴秦。甚或不屑于做任何歷史真相的追究了。作為一起有著深刻歷史背景，且發(fā)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書”事件在政治上的積極意義，已經被后世儒家夾雜著仇恨心理的單向價值評判所淹沒了。這種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單向評判，大大掩蓋了“焚書”事件的反復辟的政治本質。在歲月流逝的長河中，一場反倒退反復辟的政治戰(zhàn)役，被褊狹地演繹成了一場惡意毀滅文化的暴行。這種評判，折射著我們民族時常痙攣性發(fā)作的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著我們常常因這種刻意失察而導致的種種悲劇。至少，人們已經忘記了，“焚書”事件是帝國新政面對強大的復辟勢力被迫做出的反擊，是新文明為徹底擺脫舊時代而付出的必然代價。

所謂“王如絲，其出如綸”——君王論如絲般細小，傳之天下則會劇烈擴大——說的便是君王政令的謹慎性。唯其如此，帝國創(chuàng)制之時，特意將皇帝的批示形式分作了兩種：“制”為松緩性批示，實施官員有酌情辦理之彈性；“詔”為強制性批示，實施官員必須照辦。

讀《商君書》，如同登上雄峻高峰一覽群山之小，奔騰在胸中的是劈山開路奔向大道的決戰(zhàn)決勝之心。

讀《呂氏春秋》，從遙遠的洪荒之地一路走來，歷代興亡歷歷如在目前，興衰典故宗宗如數(shù)家珍，不管你贊同也好不贊同也好，都會油然生出聲聲感喟。

讀《老子》，是對一種茫無邊際的深邃智慧的摸索，可能洞見一片奇異的珍寶，也可能撈起一根無用的稻草；仿佛一尊汪洋中的奇石，有人將它看做萬仞高峰，也有人將它看做舒心的靠枕，有人將它看做神兵利器，也有人將它看做清心藥石；然則無論你如何揣摩，它的靈魂都籠罩在無邊無際的神秘之中，使你生出一種面對智者的庸常與渺小。

讀《莊子》，一種玄妙一種灑脫一種曠遠一種出神入化一種海市蜃樓一種生死渾然，隨著心境變幻莫測地縈繞著你，你可以嘖嘖感嘆萬里高飛卻不知去向的鯤鵬，也可以憤然鄙夷吱吱喳喳而實實在在的蓬間雀，然終歸惶惶不知自己究竟為何物？

讀《墨子》，如同暗夜走近熊熊篝火，使人通身發(fā)熱，恨不能立即融化為一團烈焰一口利劍，焚燒自己而廓清濁世。

《孟子》是一種滔滔雄辯，其衰朽的政見使人窩心，其辭章之講究卻使人快意。

《論語》是支離破碎而又誠實坦率的一則則告誡，一則則評點，若是你不欲復古，縱然全部精讀完畢，你也不知道自己該當如何在這個大爭之世立身。

《荀子》是公允的法官，疑難者或可在其中找到判詞，無事讀之則很難領悟其真髓。

《公孫龍子》是巧思奇辯，其說諧趣，其智過人，縱然不服亦可大笑清心不亦樂乎……只有《韓非子》，使人無法確切地訴說自己、反觀自己。_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