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高子，酒！”

趙高快步過來：“君上自律，夜來不飲酒的?！?

“如此奇文，焉得無酒！”嬴政重重拍案。

旬日以來，書案旁堆起了五七只空蕩蕩的酒壇，大書房則始終彌漫著一片濃烈的酒香。嬴政就是這樣時而拍案痛飲時而連連驚嘆，晝夜不停如饑似渴地讀完了厚厚三大本羊皮書。饒是如此，猶不盡興。在讀完羊皮書的當日暮色時分，嬴政漫步走進了那片胡楊林，在金紅的落葉中徜徉一夜，時而高聲吟誦時而冥思苦想，及至瀟瀟霜霧籠罩天地，嬴政才回到寢室撲上臥榻鼾聲大起，直睡了三日三夜。

深深震撼嬴政者，是李斯帶回來的《韓非子》。

嬴政博覽群書，可沒有一部書能給他如此說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感受。

讀《商君書》，如同登上雄峻高峰一覽群山之小，奔騰在胸中的是劈山開路奔向大道的決戰(zhàn)決勝之心。讀《呂氏春秋》，從遙遠的洪荒之地一路走來，歷代興亡歷歷如在目前，興衰典故宗宗如數家珍，不管你贊同也好不贊同也好，都會油然生出聲聲感喟。讀《老子》，是對一種茫無邊際的深邃智慧的摸索，可能洞見一片奇異的珍寶，也可能撈起一根無用的稻草；仿佛一尊汪洋中的奇石，有人將它看做萬仞高峰，也有人將它看做舒心的靠枕，有人將它看做神兵利器，也有人將它看做清心藥石；然則無論你如何揣摩，它的靈魂都籠罩在無邊無際的神秘之中，使你生出一種面對智者的庸常與渺小。讀《莊子》，一種玄妙一種灑脫一種曠遠一種出神入化一種海市蜃樓一種生死渾然，隨著心境變幻莫測地縈繞著你，你可以嘖嘖感嘆萬里高飛卻不知去向的鯤鵬，也可以憤然鄙夷吱吱喳喳而實實在在的蓬間雀，然終歸惶惶不知自己究竟為何物？讀《墨子》，如同暗夜走近熊熊篝火，使人通身發(fā)熱，恨不能立即融化為一團烈焰一口利劍，焚燒自己而廓清濁世。《孟子》是一種滔滔雄辯，其衰朽的政見使人窩心，其辭章之講究卻使人快意?！墩撜Z》是支離破碎而又誠實坦率的一則則告誡，一則則評點，若是你不欲復古，縱然全部精讀完畢，你也不知道自己該當如何在這個大爭之世立身?！盾髯印肥枪实姆ü?，疑難者或可在其中找到判詞，無事讀之則很難領悟其真髓。《公孫龍子》是巧思奇辯，其說諧趣，其智過人，縱然不服亦可大笑清心不亦樂乎……

只有《韓非子》，使人無法確切地訴說自己、反觀自己。

嬴政已經大體廓清了《韓非子》概貌，唯其如此，萬般感慨。

年青的秦王認定，《韓非子》無疑將成為傳之千古的法家巨作。這部新派法家大書前所未有地博大淵深，初讀之下難以揣摩其精華所在，精讀之后方能領略其堅不可摧。從根本處著眼，《韓非子》最大的不同，是將法家三治（法治、術治、勢治）熔于一爐而重新構筑出一個宏大的法家學陣。對于以商鞅為軸心的法治派，《韓非子》一如《商君書》明晰堅定，除了更為具體，倒看不出有何新創(chuàng)。這一點，很令景仰商鞅的年青秦王欣慰，認定韓非是繼商鞅之后最大的法家正宗。若非如此，很可能這個年青的秦王是不會讀完《韓非子》的。

韓非之出新，在于將術治、勢治納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鍛鑄，使法治之學擴大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實上成為戰(zhàn)國新法家大師。法、術、勢三說，此前皆有淵源：法治說以李悝商鞅為最顯，術治說以申不害為最顯，勢治說以慎到為最顯。在戰(zhàn)國諸子百家的眼中，法、術、勢三治說雖有不同，但其根本點是相同的，這便是以承認法治為根基。唯其如此，戰(zhàn)國之世將法術勢三說視為互聯(lián)互生的一體，統(tǒng)呼之為法家。然則，這種籠統(tǒng)定名，卻不能使法家群體認同。在法家之中，三說之區(qū)隔是很清楚的，誰也不會將法、術、勢混為一談?？梢哉f，法家事實上有三個派別，而且是很難相互融合的三個派別。

唯其如此，韓非融三派為一家，使通曉法家的年青秦王驚嘆不已！

《韓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勢治為根，法治為軸，術治為察。

先說勢治。勢者，人在權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則重，位卑則輕，是謂勢也。自古治道經典，無不將“勢”明確看作權位。《尚書·君陳》云：“無依勢作威。”這個勢，便是權位。法家勢，則明確指向國君的權位，也就是國家最高權力。慎到之所以將勢治作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權力是一切治權的出發(fā)點，沒有權力運行，則不能治理國家；權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頭，更是行法的依據力量；沒有最高權力，任何治道的實施都無從談起，是謂無勢不成治。所以，運用最高權力行使法治，被勢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子》云：“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為天子，能亂天下。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者不足慕也……堯為隸屬（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是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鄙鞯街畡菡f不可謂不透徹，但因不能透徹論證權力與法治的關系而大顯漏洞。一個最大的尷尬便是，諸多堪稱賢明勤政的國君權力在手，卻依舊不能治理好國家。正是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應時而生，將國家治道之根本定位為法治，認為法律一旦確立，便具有最高權力不能撼動的地位，所謂舉國一法、唯法是從，皆此意也。韓非之新，在于承認“勢”是法治之源頭條件，卻又清醒地認為，僅僅依靠“勢位”不足以明法治國，必須將勢與法結合起來，才能使國家大治。

《韓非子·難勢》云：“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賢者擁勢，則天下治。不肖者擁勢，則天下亂……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勢之于治亂，本末有位也，專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其智淺矣！”

嬴政很為韓非的評判所折服。

但是，嬴政最為激賞的，還是《韓非子》詰難勢說的矛盾故事。

韓非說，專勢治者云：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故勢治為本也。果然如此，其論則必成兩端：堯舜擁勢，雖十桀十紂不能亂；桀紂擁勢，雖十堯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憑人得治，還是憑勢得治？憑勢得治么，暴君擁勢則圣賢不能治。憑人而治么，圣賢無勢而天下照亂。詰難之后，《韓非子》說了一個故事：人有賣矛賣盾者，鼓吹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市人過來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賣者遂尷尬不能應也?！俄n非子》結論云：“賢、勢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說也！”

“睿智犀利而諧趣橫生，其才罕見矣！”嬴政拍案大笑。

“所至當！勢治過甚，與人治無異也！”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