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燕將秦開平定遼東，年代不可考。

5．燕昭王任用樂毅變法，大舉攻齊，下七十余城，歷時六年，幾滅齊國。

6．燕惠王廢黜樂毅，齊國大舉反攻復(fù)國，燕國衰弱。

7．燕武成王七年，遭齊國田單攻燕，燕失中陽之地。

8．燕王喜之時，屢次對趙發(fā)動戰(zhàn)事均遭大敗，失地失軍不可計數(shù)。

9．燕秦結(jié)盟，太子丹在秦為人質(zhì)。

10．太子丹主謀，策劃荊軻刺秦。

11．秦軍攻燕，燕代聯(lián)軍抗秦大敗，燕王喜逃亡遼東。

12．燕王喜殺太子丹獻于秦國。

13．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攻遼東，俘獲燕王喜，燕國滅亡。

從歷史的大足跡可以看出，在整個西周時代，燕國是平定散淡的，是沒有大作為的。春秋之世，則曾經(jīng)有過兩次方向不同的變化跡象。第一次，是燕莊公時期偏離召公德政，被奉行“尊王攘夷”的齊桓公遏制，應(yīng)該說，這次變化是趨于進取的，是力圖靠攏潮流的。第二次，則是燕嫠公進攻新生的齊國，應(yīng)該說，這是燕國面對新生地主族群取代老貴族諸侯的潮流，內(nèi)心所產(chǎn)生的不滿與躁動，是逆潮流的一次異動。

戰(zhàn)國之世，興亡選擇驟然尖銳化，燕國面對古老的政治傳統(tǒng)與不變則亡的尖銳現(xiàn)實的夾擊，表現(xiàn)出一種極其獨特的國家秉性。其總體狀態(tài)是搖擺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權(quán)力的矛盾沖突與邦交之道的國家較量中，依然奉行著古老的王道傳統(tǒng)，企圖以王道大德來平息激烈的利害沖突，處置重大的社會矛盾時暴露出明顯的迂腐，形成一種濃烈的迂政之風；另一方面，在變革內(nèi)部體制與增強國家實力的現(xiàn)實需求面前，則迫不得已地實行有限變法，稍見功效便淺嘗輒止。這種搖擺不定的狀態(tài)，造成了極為混亂的自相摧殘。王道迂政帶來嚴重的兵變內(nèi)亂，變法所積累的國家實力輕而易舉地被沖擊得蕩然無存；變法勢力因不能與迂政傳統(tǒng)融合，隨即紛紛離開燕國，短暫的變法迅速地消于無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于是，國家屢屢陷入震顫癱瘓，國家災(zāi)難接踵而來。司馬遷的說法是：“燕迫蠻貉，內(nèi)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shù)矣！”

戰(zhàn)國時期，最能表現(xiàn)燕國王道迂政的是四大基本事件：

其一，反覆無常的邦交之道。

其二，攪亂天下的禪讓事件。

其三，強兵復(fù)仇而一朝瓦解的破齊事件。

其四，長期挑釁強鄰的對趙消耗戰(zhàn)。

先說邦交之迂。

秦國變法后，驟然崛起為最強大國家，使戰(zhàn)國格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當此之時，山東名士蘇秦倡導六國合縱抗秦的邦交戰(zhàn)略。從歷史主義的高度看，這是整個人類文明史上第一次由精英之士個人推動實現(xiàn)的外交大戰(zhàn)略。蘇秦推行合縱，首先瞄準的最佳發(fā)動國是中原三晉中的趙國。原因只有一個，秦國東出，三晉首當其沖，而趙國在三晉之中最硬朗。但是，種種原因，趙國卻拒絕了蘇秦。需要關(guān)注的是，蘇秦在首說趙國失敗之后選擇了燕國。蘇秦為何放棄了繼續(xù)以直接與秦國對抗的魏國、韓國為說服對象，而選擇了距離秦國最遠的燕國做突破口？從《戰(zhàn)國策》所記載的蘇秦說燕王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在秦國成為超強大國而對山東構(gòu)成巨大威脅的大形勢下，燕國在山東六國中具有最明顯的邦交戰(zhàn)略失誤。這個失誤，恰恰是對秦國威脅完全不自覺。

蘇秦點出的事實，具有濃烈的嘲諷意味：“ii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國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以趙為蔽于南也！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所以不犯難也ii秦之攻燕，戰(zhàn)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戰(zhàn)于百里之內(nèi)。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計無過于此者！”蘇秦所諷刺的這種“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國式的政治迂闊癥。這種迂政邦交，最大的癥狀便是沒有清醒的利益判斷，時時事事被一種大而無當?shù)南敕ㄋ笥遥罱唤?jīng)常地搖擺不定。歷史的事實是，雖然燕文公這次被點醒，但其后不久，燕國立即退出合縱而與秦國連橫，重新回到“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闊老路上去了。再后來的燕國邦交，更是以反覆無常而為天下公認，獲得了“燕雖弱小，而善附大國”的口碑。也就是說，燕國邦交的常態(tài)，是選擇依附大國而不斷搖擺。春秋時期，這種搖擺主要表現(xiàn)在附齊還是附晉。戰(zhàn)國時期，燕國的搖擺則主要表現(xiàn)于對遙遠的大國（楚國秦國）時敵時友，而對兩個歷史淵源深厚的鄰國（齊國趙國）則刻意為敵。乍看之下，這種邦交貌似后來秦國奉行的極其有效的遠交近攻戰(zhàn)略，似乎是英明的強國邦交戰(zhàn)略。但是，可惜燕國不是強國，更不是要自覺統(tǒng)一天下的強國。燕國的遠依附而近為敵，更實際的原因在于迂闊的王道精神，在于老牌王族諸侯的貴胄情結(jié)－－齊國趙國是新地主國家，與我姬姓天子后裔不能同日而語！這種對實際利害缺乏權(quán)衡而對強大鄰國的“身世”念茲在茲的國家嫉妒，導致了燕國邦交的長期迂腐，也導致了幾次行將滅亡的災(zāi)難。

再說禪讓之迂。

燕國任用蘇秦首倡合縱之后，地位一度得到較大提高?？墒?，正在這個時候，燕國發(fā)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議的政治事件，從而導致了一次最嚴重的亡國危機。這個事件，便是燕王噲的禪讓事件。燕易王之后，繼位者是燕王噲。列位看官留意，大凡沒有謚號而直呼其名的國君，不是亡國之君，便是喪亂之君，總之已經(jīng)喪失了追謚的宗廟條件。這個姬噲，與后來亡燕的姬喜，是燕國歷史上兩個沒有謚號的君王。姬噲之所以歷史有名，便是因為在位期間做了這一件令天下瞠目結(jié)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禪讓國君之位。這件事發(fā)生在公元前三一六年，其造成的嚴重內(nèi)亂持續(xù)了五年之久，是燕國“幾亡者數(shù)矣”中最具荒誕性的一次亡國危機。事件的經(jīng)過，都在本書第二部《國命縱橫》中備細敘述了。我們在這里所要關(guān)注的，是燕王噲的迂闊與整個荒誕事件如何生成?！妒酚洝?、《戰(zhàn)國策》與《韓非子》都記載了這次事件的四個關(guān)鍵人物的關(guān)鍵論很能說明一問題。

第一個關(guān)鍵人物，當然是姬噲。從他與其他臣子的應(yīng)對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噲最關(guān)注的是兩件事：一則是如何使自己成為圣王，二則是如何使燕國像齊國一樣王天下。應(yīng)該說，姬噲的動機無可厚非。但是，在變法強國成為潮流的時代，姬噲沒有想如何搜求人才變法強國，卻一味在圣王之道上打圈子，不能不說，這是燕國的迂政傳統(tǒng)起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個關(guān)鍵人物是子之?！俄n非子．內(nèi)儲說上》記載了子之一次權(quán)術(shù)行為：“子之相燕，坐而佯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不見。有一人走，追之（門外），回報曰：‘有?！又来酥笥抑\信?！焙髞淼内w高指鹿為馬以測試同黨，完全與子之權(quán)術(shù)相同。這件事可以看出，子之并非是商鞅樂毅那般具有治國信念的變法人士，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權(quán)術(shù)人物。后來，子之當政而國家大亂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第三個關(guān)鍵人物是蘇代。蘇代是蘇秦的弟弟，入燕后與子之結(jié)盟，成為促成子之當政的關(guān)鍵人物之一。蘇代促成姬噲決策重用子之的論，《史記》的記載是：蘇代出使齊國歸來，姬噲問齊王其人如何？蘇代回答說，必不能成就霸業(yè)。姬噲問，為什么？蘇代回答說，齊王不信其臣。蘇代的目的很明顯，“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顯然，這是一筆很不干凈的政治交易，蘇代騙術(shù)昭然。《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相對詳細，蘇代著意以齊桓公放權(quán)管仲治國而成就霸業(yè)為例，誘姬噲尊崇子之，姬噲果然大為感慨：“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聞也！”于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可見，蘇代促成姬噲當權(quán)的方式，具有極大的行騙性，說蘇代在這件事上做了一回政治騙子，也不為過。而姬噲的對應(yīng)，則完全是一個政治冤大頭在聽任一場政治騙術(shù)的擺弄，其老邁迂闊，令人忍俊不能。

第四個關(guān)鍵人物是鹿毛壽。此人是推動姬噲最終禪讓的最主要謀士，其忽悠術(shù)迂闊遼遠，繞得姬噲不知東南西北。鹿毛壽對姬噲的兩次大忽悠，《戰(zhàn)國策》與《史記》記載大體相同。第一次提起禪讓，鹿毛壽的忽悠之法可謂對癥下藥。鹿毛壽先說了一個生動的故事：堯讓許由，許由不受。于是，“堯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堯名實雙收，既保住了權(quán)力，又得到了大名。無疑，這對追慕圣王的姬噲是極大的誘惑。之后，鹿毛壽再擺出了一個誘人的現(xiàn)實謀劃：“今王以國相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如是，王與堯同行也！”姬噲素有圣王之夢，又能名實雙收，立即認同．將舉國政務(wù)悉數(shù)交給了子之。顯然，這次交權(quán)還不是子之為王。于是，過了幾多時日，鹿毛壽又對姬噲第二次忽悠設(shè)謀。鹿毛壽說，當初大禹禪讓于伯益，卻仍然教太子啟做了大臣。名義禪讓，實際上是教太子啟自己奪位；今燕王口頭說將燕國交給了子之，而官吏卻都是太子的人，實際是名讓予之，而太子實際用事（掌權(quán)）。顯然，這次是鹿毛壽奉子之之命向姬噲攤牌了，忽悠的嘴臉有些猙獰．大約姬噲已經(jīng)有了圣王癖，或者已經(jīng)是無可奈何，于是立即作為．將三百石俸祿以上的官?。ㄈ蚊鈾?quán)）全數(shù)交給了子之。之后，姬噲正式禪讓?！白又厦嫘型跏?，而噲老不聽政，顧（反）為臣。”

在治國理念與種種政治理論都已經(jīng)達到輝煌高峰的戰(zhàn)國之世，一個大國竟然出現(xiàn)了如此荒誕的復(fù)古禪讓事件，其“理論”竟然是如此的迂闊淺薄，實在令人難以理解。這一幕頗具黑色幽默的禪讓活劇，之所以發(fā)生在燕國，而沒有發(fā)生在別的任何國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國的王道傳統(tǒng)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風。燕國君臣從上到下，每每不切實際，對扎扎實實的實力較量感到恐懼，總是幻想以某種貌似莊嚴肅穆的圣王德行來平息嚴酷的利益沖突，而對真正的變法卻退避三舍敬而遠之。這種虛幻混亂的迂政環(huán)境，必然是野心家與政治騙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國度。

再說燕國破齊之迂。

燕國最輝煌的功業(yè)，是樂毅變法之后的破齊大戰(zhàn)。對于燕昭王與樂毅在燕國推行的變法，史無詳載。從歷史實際進展看，這次變法與秦國的商鞅變法遠遠不能相提并論，其主要方面只能是休養(yǎng)生息、整頓吏治、訓練新軍幾項。因為，這次變法并沒有觸及燕國的王道傳統(tǒng)，更不能說根除。變法二十八年之后，燕國發(fā)動了對齊國的大戰(zhàn)。樂毅世稱名將，終生只有這一次大戰(zhàn)，即六年破齊之戰(zhàn)。燕國八百余年，也只有破齊之戰(zhàn)大顯威風，幾乎將整個齊國幾百年積累的財富全部掠奪一空。否則，燕國后期的對趙之戰(zhàn)便沒有了財力根基。但是，破齊之戰(zhàn)留下了一個巨大的謎團：為什么強大的燕軍能秋風掃落葉一般攻下七十余城，卻在五年時間里攻不下最后的兩座小城而致功敗垂成？世間果然有天意么？

歷史展現(xiàn)的實際是：在最初的兩次大會戰(zhàn)擊潰齊軍主力后，樂毅遣散了五國聯(lián)軍，由燕軍獨立攻占齊國；一年之內(nèi)，燕軍下齊七十余城，齊湣王被齊國難民殺死，齊國只留下了東海之濱的即墨與東南地帶的莒城兩座小城池。便是這兩座城池，樂毅大軍五年沒有攻克，最終導致第六年大逆轉(zhuǎn)。戰(zhàn)爭的具體進程，本書第三部《金戈鐵馬》有詳細敘述，不再重復(fù)。我們的問題是：五年之中，燕軍分明能拿下兩城，樂毅為什么要以圍困之法等待齊國的最后堡壘自行瓦解？后世歷史家的研究答案是：樂毅為了在齊國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緩和了對齊國的最后攻擊。

《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有三國學者夏侯玄的一段評判云：“ii樂毅之志，千載一遇ii夫兼并者，非樂毅之所屑，強燕而廢道，非樂毅之所求ii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興于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ii樂毅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獒（斃）ii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jié)，勇者義著，鄰國傾慕，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yè)隆矣！ii敗于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雖二城幾于可拔，而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毅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拔城而業(yè)乖也！ii樂毅之不圖二城，未可量也！”

我們得說，夏侯玄的分析完全切中燕國實際。

但是，夏侯玄的評論卻比燕昭王與樂毅更為迂闊。夏侯玄之迂闊，在于將燕國攻齊說成一開始就很明確的彰顯王道的義兵，且將其抬高到不是以利害為目標的道義戰(zhàn)爭而大加頌揚，“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甚至，夏侯玄將圍城不攻也說成是為了“申齊士之志”的善容之德。

歷史的事實是：燕昭王奮發(fā)圖強的初始動機，只是為了復(fù)仇。樂毅后來對燕惠王的書簡已經(jīng)明說了：“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后來的燕惠王也說：“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動?！苯z毫沒有一句論及，破齊是為了推行先王之義。唯其如此，樂毅破齊初期并沒有推行不切實際的王道德政，而是毫不留情地大破齊軍數(shù)十萬、攻下齊國全部城池、搶掠了齊國全部府庫的全部物資財富。應(yīng)該說，這是強力戰(zhàn)爭所遵循的必然規(guī)律，無可厚非?？墒牵趹?zhàn)爭順利進展的情勢下，燕國的對齊方略忽然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以即墨莒城兩座城池的死命抵抗為契機，燕國忽然在齊國采取了與開始大相逕庭的王道德政。這種王道德政，能在齊國推行五年之久而沒有變化，與其說是樂毅的自覺主張，毋寧說是燕國王族的王道理念舊病復(fù)發(fā)，燕昭王又有了要做天下圣王的大夢所致。因為，沒有燕昭王的支持甚至決策，作為一個戰(zhàn)國時代著名的統(tǒng)帥，很難設(shè)想樂毅會自覺自愿地推行一種與實際情勢極為遙遠的迂腐德政。樂毅在對燕惠王回書中回顧了攻齊之戰(zhàn)，說得最多的是攻伐過程與如何在齊國獲得了大量財富并如何運回了燕國，對于五年王道化齊，卻幾乎沒有說一句話。假若是樂毅力主燕惠王推行王道，樂毅能不置可否么？同樣一個令人深刻懷疑的事實是：在燕惠王罕見致歉的情況下，樂毅為什么堅決不回燕國？合理的答案只能是，樂毅對燕國迂政傳統(tǒng)的危害的認識至為清醒，明知無力改變而不愿意做無謂的犧牲。

不以戰(zhàn)爭規(guī)則解決戰(zhàn)爭問題，而以迂闊遼遠的王道解決殘酷的戰(zhàn)場爭端，不但加倍顯示出自己前期殺人攻城劫掠財富的殘酷，而且加倍顯示出此時推行王道的虛偽不可信。這既是齊國人必然不可能接受的原因，也是燕國迂政用兵必然失敗的原因。相比于秦國的鮮明自覺的兵爭戰(zhàn)略，這種迂政之兵更顯得荒誕不經(jīng)。

再說燕國的對趙之迂。

整個戰(zhàn)國時代，燕國邦交的焦點大多是對趙事端。也就是說，除了燕昭王對齊國復(fù)仇時期，燕國的邦交軸心始終是對趙之戰(zhàn)。燕國糾纏挑釁趙國之危害。幾乎當時所有在燕國的有識之士都剖析過反對過。但是，燕國的對趙挑釁卻始終沒有改變，這實在也是燕國歷史的最大謎團之一。邦交大師蘇秦最先提出了燕國對趙之錯誤，其后，蘇代也以“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寓故事再度強調(diào)燕國對趙之錯誤。應(yīng)該說，蘇氏兄弟時期，燕國君主還是有所克制的，幾次燕趙之戰(zhàn)都因聽從勸諫而避免，燕國地位因此而改善?？墒?，燕惠王之后，燕國對趙方略又回到了老路。沒有任何理論理念支撐，就是死死咬住趙國不放。整個燕王喜時期，燕國政局的全部核心就是挑釁趙國。昌國君樂閑反對過，為此被迫逃離燕國。大夫?qū)⑶磳^，被燕王一腳踢翻。燕國只有一個名臣支持了燕國攻趙，這就是晚年的劇辛，結(jié)果是劇辛在戰(zhàn)場被趙軍殺死。若非趙國晚期是昏君趙遷在位，只怕名將李牧早滅了燕國。

歷史形成的基本謎團，其根源往往在于我們已經(jīng)無法理解當事者的思維方式。

分明是害大于利，燕國還是要對趙國長期作戰(zhàn)，為什么？

具體原因固然復(fù)雜多樣，譬如秦國間離燕趙，暗中支持燕國與趙國為敵，從而達到削弱強大趙國的目的，就是一個重要原因。可是，歷史邏輯展現(xiàn)出的根源卻只有一條：燕國以天子號老貴族自居，對這個后來崛起的強大鄰國抱有強烈的嫉妒與蔑視，必欲使其陷于困境而后快。只能說，這是王道迂政之風在最后的變形而已。

王道政治傳統(tǒng)，曾經(jīng)在秦國也有深厚的根基，但結(jié)果卻截然不同。

秦穆公之世任用百里奚治國，使秦國成為春秋霸主之一。由此，王道治國在秦國成為不能違背的傳統(tǒng)。直到秦孝公的《求賢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確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渡叹龝ā酚涊d的秦國關(guān)于變法決策的論戰(zhàn)，當時的執(zhí)政大臣甘龍、杜摯反對的立足點很明確，就是維護秦國傳統(tǒng)：“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jù)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議君！”另一反對派大臣杜摯則云：“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兩派激烈爭論，都沒有涉及變法之具體內(nèi)容，而都緊緊扣著一個中心－－如何對待本國的政治傳統(tǒng)？成法該不該變？商鞅的兩次反駁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駁甘龍云：“子之所，世俗之也！夫常人安于故習，學者溺于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惡。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商鞅反駁杜摯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帝王不相復(fù)，何禮之循！伏羲神農(nóng)教而不誅，黃帝堯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必多是也。君無疑矣！”

商鞅的求變圖存理論，是戰(zhàn)國時期變法理論的代表。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國家的變法派能否成功，既取決于其變法內(nèi)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決于對該國政治傳統(tǒng)背叛的深刻程度。唯其商鞅自覺清醒，而能說服秦孝公決然地拋棄舊的政治傳統(tǒng)，在秦國實行全面深刻的變法。由此，秦國強大，秦國確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從此持續(xù)六世之強而統(tǒng)一華夏。

燕國則不同，樂毅與燕昭王的變法沒有任何理論準備，沒有對燕國的政治傳統(tǒng)進行任何清理，只是就事論事地進行整頓吏治、休養(yǎng)生息、訓練新軍等等事務(wù)新政。顯然，這種不涉及傳統(tǒng)或者保留了舊傳統(tǒng)的表面變革，不可能全面深刻，也不可能穩(wěn)定持續(xù)地強大，一旦風浪涌起，舊根基舊理念便會死灰復(fù)燃。

燕國的悲劇，就在這種迂政傳統(tǒng)的反覆發(fā)作之中。

無論是處置實際政務(wù)，還是處置君臣關(guān)系，燕國君王的論中都充滿了大而無當?shù)耐醯来?，于實際政見之沖突卻不置一詞。王顧左右而他，誠所謂也！燕惠王尤其典型，對樂毅離燕的德義譴責，根本不涉及罷黜樂毅的冤案與對齊國戰(zhàn)略失誤的責任承擔；對樂閑離燕的德義譴責，如出一轍地既不涉及對趙方略之反思，又不涉及樂閑離趙的是非評判，只是大發(fā)一通迂闊之論，繞著誰對不起誰做文章。兩千余年后讀來，猶覺其絮叨可笑，況于當時大爭之世焉！司馬遷在《史記．燕召公世家》之話感慨云：“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迫蠻貉，內(nèi)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shù)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于姬姓獨后亡，豈非召公之烈邪？”司馬遷將燕國長存之原因，一如既往地歸結(jié)于“天下陰德”說，姑且不論。然則，司馬遷對燕國滅亡之原因，卻沒有涉及。

這，正是我們關(guān)注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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