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稱霸前期，衰落中期，遷都大梁之后的末期。第一時期是魏國的全盛霸權時期，大約二十余年；其時白圭、公叔痤先后為相，龐涓為上將軍，率軍多次攻伐諸侯，威勢極盛，國力軍力毫無疑義地處于戰(zhàn)國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時期，以三次大戰(zhàn)連續(xù)失敗為轉折，魏國霸權一舉衰落。這三次大戰(zhàn)是圍魏救趙之戰(zhàn)、圍魏救韓之戰(zhàn)、秦國收復河西之戰(zhàn)。第三時期，以魏國畏懼秦國之勢遷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后二十年。

總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國王生涯之概貌，成敗皆在于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戰(zhàn)國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歷史不乏那種極具才華而又極其昏庸的君主。秦漢之后，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戰(zhàn)國之世亦不少見。魏惠王者，一個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于他具備了這種君主給國家?guī)砭薮笃茐男缘娜咳齻€特征：其一，聰敏機變，多大之談，有足以顯示其高貴的特異怪癖，此所謂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謀也，與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癡君主相比（譬如后世的少年晉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許多人誤認為“英主”；其二，胸襟狹小，任人唯親與敬賢不用賢并存，外寬內(nèi)忌。這一特征的內(nèi)在缺陷，幾乎完全被敬賢的外表形式所遮掩，當時當事很難覺察；其三，在位執(zhí)政期長得令人窒息，一旦將國家?guī)胝訚?，只有漸漸下陷，無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終身制時代，這種“長生果庸主”積小錯而致大毀的進程，幾乎是人力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庸主若短命，事或可為，庸主若搖搖不墜，則上天注定了這個邦國必然滅亡。譬如秦國，也曾經(jīng)有一個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現(xiàn)，但卻只有三年便舉鼎脫力而暴死了。后來又有兩個庸君，一個秦孝文王，一個秦莊襄王，一個不到一年死了，一個兩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對秦國的危害并不大。在位最長的秦昭王也是五十余年，然秦昭王卻是一代雄主。然則，即或如秦昭王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將秦國廟堂帶入了一種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況乎魏惠王這等“長生果庸主”，豈能給國家?guī)砼畈獨庀?？這等君主當政，任何錯誤決策都會被說得振振有詞，任何墮落沉淪都會被披上高貴正當?shù)耐庖?，任何齷齪技術都會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見都會被善于揣摩上意的親信駁斥得一文不值?？倸w一句，一切在后來看去都是滑稽劇的國家行為，在當時一定都是極為雄辯地無可阻擋地發(fā)生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個奇特的癖好，酷愛熠熠華彩的珍珠，并認定此等物事是國寶。史載：魏惠王與齊威王狩獵相遇于逢澤之畔，魏惠王提出要與齊威王較量國寶。齊威王問，何謂國寶？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說，國寶便是珠寶財貨，譬如他的十二顆大珍珠，每顆可照亮十二輛戰(zhàn)車，這便是價值連城的國寶。齊威王卻說，這不是國寶，真正的國寶是人才。于是，齊威王一口氣說了他搜求到的七八個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難堪。這是見諸史料的一次真實對話，其意義在于最典型不過地反映出了有為戰(zhàn)國對人才競爭的熾熱以及魏國的遲暮衰落。

也許是受了這次對話的刺激，也許是有感于秦國的壓迫，總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國突然彌漫出一片敬賢求賢氣象。這里有一個背景須得說明，否則不足以證明魏國失才之荒謬。戰(zhàn)國時期，魏國開文明風氣之先，有識之士紛紛以到魏國求學游歷為榮耀，為必須。安邑、大梁兩座都城，曾先后成為天下人才最為集中的風華圣地，鮮有名士大家不游學魏國而能開闊眼界者。為此，魏國若想搜求人才，可謂得天獨厚也?？墒?，終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紛紛流失，魏國竟一個也沒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從魏國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個：商鞅（衛(wèi)人，魏國小吏）、孫臏（齊人，先入魏任職）、樂毅（魏人，樂羊之后）、張儀（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吳起，此后的范雎、尉繚子，以及不計其數(shù)的后來在秦國與各國任官的各種士子，可以說，魏國是當時天下政治家學問家及各種專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則是商鞅后來的驚世變法改寫了戰(zhàn)國格局，二則是商鞅是魏惠王親手放走的。商鞅的本來志向，是選擇魏國實現(xiàn)抱負。魏國歷史的遺憾在于，當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幾次舉薦給魏惠王時，魏惠王非但絲毫沒有上心，甚至連殺這個人的興趣都沒有，麻木若此，豈非天亡其國哉！

種種流失之后，此時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賢，又是何等一番風貌呢？

《史記．魏世家》載：“惠王數(shù)被于軍旅，卑禮厚幣以召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你等老人家）不遠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這一場景，實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莊重無比，先宣布自己不說油滑的虛話，一定說老實話（寡人不佞），于是，一臉沉痛地將自己罵了一通，最后鄭重相求，請幾個赫赫大師謀劃有利于魏國的對策。如鄒衍、淳于髡等，大約覺得魏惠王此舉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著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樣。偏大師孟子自視甚高，肅然開口，將魏惠王教訓了一通?；幵谟?，孟子的教訓之辭完全不著邊際。分明是一個失敗的君主向高人請教利國之道，這個高人卻義正詞嚴教導說，君主不能利，只能恪守仁義！也就是說，孟子認為，作為君主，連“利”這個字都不能提。在天下大爭的時代，君主不利國，豈為君主？更深層的可笑處在于：魏惠王明知邦國之爭在利害，不可能不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師孟子的治國理念，明知鄒衍、淳于髡等陰陽家雜家之士的基本主張；當此背景，卻要生生求教一個自己早已經(jīng)知道此人答案的問題，豈非滑天下之大稽？說穿了，作秀而已。魏惠王親自面見過多少治國大才，沒有一次如此“嚴正沉重”地譴責過自己，也沒有一次如此虔誠地求教過，偏偏在明知談不攏的另類高人面前“求教”，其虛偽，其可笑，千古之下猶見其神色也。

后來，魏惠王便如此這般地開始尊賢求賢了。經(jīng)常恭敬迎送往來于大梁的大師們，送他們厚禮，管他們吃喝，與他們認真切磋一番治國之道，而后殷殷執(zhí)手作別，很令大臣大師們唏噓不已。用鄒衍、惠施做過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師，似乎完全與魏文侯沒有兩樣。而且，魏惠王還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見梁惠王》的問答篇章ii能說，魏惠王不尊賢么？

歷史幽默的黑色在于，總是不動聲色地撕碎那些企圖迷惑歷史的大偽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寬內(nèi)忌之風，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終至于將魏國人才驅趕得干干凈凈。這種外寬內(nèi)忌，表現(xiàn)為幾種非常怪誕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賢敬賢文章，敬賢之名傳遍天下；其二，對身負盛名但其政治主張顯然不合潮流的大師級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對已經(jīng)成為他國棟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為本國的兼職丞相（事實上是輔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內(nèi)政）；其四，對尚未成名的潛在人才一律視而不見，從來不會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對無法擠走的本國王族涌現(xiàn)的大才，分外戒懼，寧肯束之高閣。自魏惠王開始直到魏假亡國，魏國對待人才的所有表現(xiàn)，都不出這五種做派。到了最后一個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毀而死，魏國人才已經(jīng)蕭疏之極，實際上已經(jīng)宣告了魏國的滅亡。

對吳起的變相排擠，對商鞅的視而不見，對張儀的公然蔑視，對范雎的嫉妒折磨，對孫臏的殘酷迫害，對尉繚子的置若罔聞，對樂毅等名將之后的放任出走ii回顧魏國的用人史，幾乎是一條僵直的黑線。一個國家在將近兩百年的時間里始終重復著一個可怕的錯誤，其政治土壤之惡劣，其虛偽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而喻。

實在說話，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可能出現(xiàn)對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對清明，這種事件一定是少數(shù)，甚或偶然。譬如秦國，秦惠王殺商鞅與秦昭王殺白起，是兩樁明顯的冤案，但卻沒有影響秦國的堅實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業(yè)大成后錯殺。列位看官留意，戰(zhàn)國時期的人才命運或者說國家用人路線，實質(zhì)上有兩個階段，其方略有著很大差別：第一階段是搜求賢才而重用，可以說是解決尋求階段；第二階段是功業(yè)大成后，能在何種程度上繼續(xù)，可以說是后需求階段。歷史證明的邏輯是：對于任何一個國家，需求階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決定作用的。而魏國的根本錯失，恰恰始終在需求階段。在將近兩百年里擁有最豐厚人才資源的魏國，出現(xiàn)的名相名將卻寥若晨星。與此同時，戰(zhàn)國天空成群閃爍的相星將星，卻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國。不能不說，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奇跡。

大爭之世，何物最為寶貴？人才。

風華魏國，何種資源最豐厚？人才。

魏國政風，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為什么會是這樣？魏國長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戰(zhàn)國史者，無不為魏國這種尊賢外表下大量長期人才流失的怪誕現(xiàn)象所困惑。仔細尋覓蛛絲馬跡，有一個事實很值得注意，這就是魏氏先祖篤信天命的傳統(tǒng)。魏國正史著意記載了畢萬創(chuàng)魏時期的兩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著一種可能：魏國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預，對人為奮發(fā)有著某種程度的輕慢。這種精神層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視。尤其在已經(jīng)成為歷史的興亡沉浮面前，歷史家更容易簡單化地只在人為事實鏈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種無形而又起決定作用的精神現(xiàn)象。

事實上，無論古今中外，力圖預見未來命運的種種預測方式，都極大地影響著決策者們的行為理念，甚至直接決定著當權者的現(xiàn)實抉擇。在自然經(jīng)濟的古典社會，這種影響更大?？陀^地說，力圖解釋、預見自然與社會的種種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機構成部分，一味地忽視這種歷史現(xiàn)象，只能使我們的歷史敘事簡單化，最終必然背離歷史真相。

在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代，解釋并預測自然與社會的學問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完整龐大的系統(tǒng)。就社會方面而，陰陽五行學說、天地學說（分為星相、占候、災異、堪輿四大門類）、占卜學說，構成三大系統(tǒng)。其中每一系統(tǒng)，都有相對嚴密的理論基礎與理論所延伸出的實用說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統(tǒng)，以陰陽五行論為理論基礎，衍生出對國家品性的規(guī)范：邦國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構成全部國家行為的性格特點。第二系統(tǒng)，以天人合一觀為理論基礎，衍生出占星、占候、災異預兆解說、堪輿（風水）等預測技能。第三系統(tǒng)，以陰陽論為基礎，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預測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說，中國古典時期的預理論之博大龐雜，預測手段之豐富精到，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堪稱奇葩。

是故，在那樣的時代，執(zhí)政族群不受天命預之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

然則，執(zhí)政者以何種姿態(tài)對待天命預，又是有極大回旋余地的。

這種回旋，不是今人所謂的簡單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該文化系統(tǒng)本身提供給人的廣闊天地。華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論與手段都蘊含著極其豐富的變化，而不是簡單機械的僵死界定?！斑\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謂也！以人對天命之關系說，天人合一論的內(nèi)涵本身便賦予了人與天之間的互動性，而這種互動性，最終總是落腳于人的奮發(fā)有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虛妄渺茫，而有了實實在在的參照系，于是，執(zhí)政者只要順應民心潮流，便是順應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難違，但卻有最根本的一條－－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實際只在入有德無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縱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發(fā)點的靜態(tài)設計，若人奮發(fā)有為順應民心廣行陰德（不事張揚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謂陰德），則上天立即給予關照，修改原來的命運設計方案！

如此天人互動之理論，何曾有過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歷史事實說話，先秦時代的中國族群有著極其渾厚的精神力量與行為自信，對天命天意等等，相對于后世的種種脆弱心理與冥頑迷信，確實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對理想狀態(tài)。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奮發(fā)創(chuàng)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兇的龜甲，春秋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組合，新興大夫（地主）階層紛紛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諸侯，種種潮流，無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秦國是一個典型。秦人歷史上有兩則神秘預，一則是舜帝“秦人將大出天下”的預，一則是老子關于秦國統(tǒng)一天下的預。兩則預能見諸《史記》，足證在當時是廣為人知的。但是，歷史的事實是，秦國執(zhí)政階層始終沒有坐等天意變成事實，而是歷經(jīng)六代人浴血奮爭才成就了煌煌偉業(yè)。

魏國如何？

雖然，在畢萬之后，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更多的關于魏國王族篤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測卻是有歷史邏輯依據(jù)的。這個歷史的邏輯是：一百余年永遠重復著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個國家的王族便必然有著精神層面的根源；這個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厭惡人才的某種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對另一種冥冥之力產(chǎn)生依賴而衍生出的對人才的淡漠；這個冥冥之力不可能僅僅是先祖魂靈，而只能是更為強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國滅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論解讀魏國滅亡原因，況乎當時之魏國王族乎？簡單的邏輯演化出最殘酷的結論：無論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國。越是競爭激烈的大爭之世，這一結局的表現(xiàn)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對人才的重要性的認識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無論是用才實踐還是用人理論，都是中國歷史的最高峰。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說魏國對人才的重要性認識不夠，顯然是牽強的。當時，對人才與國家興亡這個邏輯說得最清楚透徹的當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論有三個基本點。

第一是“親士急賢”?！赌印返谝徽隆队H士》篇，去：“入國（執(zhí)政）而不存其士，則國亡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這里說得非常扎實，對待才士，不應是一般的敬重（緩賢），而應該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謂“見賢而急”；見賢不急，則才士便要怠慢國君，離開出走。田子方說的那種“行不合，不用，則去之若脫鞋然”的自由，在戰(zhàn)國時代可謂時尚潮流。當此之時，“急賢”自然是求賢的最有效對策。

第二是“眾賢厚國”?！赌樱匈t上》云：“ii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在于眾賢而已?！币簿驼f，國家要強盛，不能僅僅憑一兩個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則，這個國家便會很脆弱（?。?。

第三是“尚賢乃為政之本”理念?！赌樱匈t中、下》云：“ii尚賢，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為政之本也？ii賢者為政，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此安生生！ii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對墨子的尚賢為本的目標，可以一句話概括：尚賢能使天下安寧，所以是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論，實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義。

魏國以偽尚賢之道塞天下耳目，誠天亡之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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