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起于江漢，及至春秋中后期已經(jīng)吞滅二十一國，整個春秋戰(zhàn)國兩個時代，楚共計滅國四十余個，是滅國占地最多的戰(zhàn)國。須得留意的是，整個西周時期與春秋初期，是楚國形成國家框架傳統(tǒng)的原生文明時期。這一時期，楚國的擴展方式與中原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這種不同，形成了楚國遠遠強于中原各國的分治傳統(tǒng)。

西周時期，中原諸侯的封地大小皆由王室冊封決定，不能自行擴展。所以在西周時期，中原諸侯不存在自決盈縮的問題。而楚國不同，由于地理偏遠江漢叢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諸侯，而是自生自滅一般性的承認式小諸侯，故此可以自行吞并相鄰部族，從而不斷擴大土地民眾。及至春秋，中原諸侯開始了相互吞滅。由于中原諸侯無論大小都是經(jīng)天子冊封確認的邦國，政權意識強烈，故這種吞滅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戰(zhàn)爭方式進行。即或戰(zhàn)勝國有意保留被滅之國的君主族利益，也是以重新賜封的形式確認，被滅君族從此成為戰(zhàn)勝國君主的治下臣民，而不是以原有邦國為根基的盟約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諸侯吞滅多少個小國，被吞滅的君主部族都很難形成治權獨立的封邑部族。當然，中原大國賜封功臣的封地擁有何種相對程度的治權，也是君主可以決定的。也就是說，法令變更的阻力相對要小許多。

楚國不然。

如果說中原諸侯擴張只有一種方式，那么楚國的擴張則至少有兩種方式。

由于擴張方式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權力框架與政治傳統(tǒng)也不同。

楚國擴張方式一，是迫使相鄰部族臣服的軟擴張。與當時楚國相鄰的部族，都是未曾“王化”的部族，也就是未受王權承認的自生自滅部族?；庵?，此之謂也。這種或居山地密林，或居大川水畔的漁獵部族，既沒有正式的政權形式，也沒有濃烈的權力意識，只要生計相對安穩(wěn)，臣服于某種有威脅的權力還是堅持自治自立，并無非此即彼之強固要求。春秋時期，分布在江漢山川、江南嶺南以及吳越地帶的這種自在發(fā)展的部族尚有多多。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楚國崛起之前，整個南中國的族群基本上全部處于自治自立自生自滅的狀態(tài)。其時，在這片由遼闊湖泊江河與雄峻連綿高山交織而成的廣袤地帶，只有楚國接受了中原王室的封爵，是具有相對發(fā)達政權形式的邦國。也就是說，這一地帶只有楚國有持續(xù)擴張的社會組織條件。然則，楚國若要如同中原諸侯那般以武力連續(xù)不斷地吞滅這些部族，也顯然力不能及。于是，基于前述歷史原因，便有了種種以盟約稱臣方式完成的軟擴張。這種軟擴張，就其實質而，不妨看做一種整合，一種兼并，一種文明化入。是故，這種擴張必然帶有雙方相互妥協(xié)的一面。

這種妥協(xié)的最基本方面，在楚國而，是允許臣服部族繼續(xù)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大體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擁有自己的封邑武裝，且楚國君主不能任意奪其封邑；在臣服部族而，則接受楚國君主為自己的上層權力，接受其封賞懲罰與行動號令。于是，臣服部族變成了楚國的臣民，臣服部族原有的生存土地發(fā)生了名義上的變更，變成了國君賜予的封邑，臣服部族必須向楚國君主納貢（不是賦稅），且不能叛楚自立。楚國前期最大的權臣部族若敖氏（斗氏、成氏為其分支）、蔫氏、伍氏以及楚國中后期的項氏，都屬于這種軟擴張進來的老世族?；诶嫫胶?，也基于強化聯(lián)盟，這種軟擴張一旦成立，臣服部族的族領便可以依本族實力的大小，在楚國做大小不等的官吏，以至做到要害權臣者不在少數(shù)。

楚國擴張方式二，武力吞并。對于擁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絕臣服的部族，楚國便仿效中原諸侯，以武力吞滅之。對于被吞滅部族及其土地，楚國有完全的處置權。于是，必然的情勢是：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納入了君主部族直轄的族群，這些土地也變成了君主部族所占有的土地。也就是說，被武力吞并的部族與土地，變成了由邦國直接治理的土地與人民。由于有軟擴張而來的封邑部族相對比，隨著時間的推移，楚人便將這種被武力吞并而喪失自治（改由王治）的部族漸漸視作了王族勢力，甚或直接看作王族分支。楚國后來的昭、屈、景三大族，以及莊氏部族、黃氏部族，之所以被諸多史家認定為楚國王族分支，原因在此。

這種部族享有王族名義，而又有自己部族的姓氏，后來，又有了楚王賜封的部族封邑，于是，他們成為不同于前一種幾乎完全自治的部族的新世族。之所以有這種情況發(fā)生，在于被武力吞并的部族族系實際上依然存在，且王室得依靠這種族系來統(tǒng)領人民，王室遂不得不將被征服的各大族族領分封在特定地域，依靠他們來形成遠遠大于完全自治部族勢力的王族直領勢力。

如上兩種情形，形成了楚國分治的根基。

所謂分治，其基本點是三方面：其一，經(jīng)濟上分為王室直轄的土地與世族封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國繳納賦稅，是為經(jīng)濟分治；其二，世族封邑可以擁有自己的私兵武裝，春秋時期的楚國對外戰(zhàn)爭，史料多有“（城濮之戰(zhàn)）若敖氏之六卒”、“（吳楚柏舉之戰(zhàn)）令尹子常之卒”、“（吳楚離城之戰(zhàn)）子強、息桓、子捷、子駢、子盂ii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等等記載，皆為私卒，是為軍事分治；其三，政治權力依據(jù)族群實力之大小而分割，國政穩(wěn)定地長期地由王族與大世族分割執(zhí)掌，吸納外邦與社會人才的路徑基本被堵死。

分治的軸心，是國家權力的分割。

楚國在幾乎整個春秋時期，都處于王室與老自治部族分掌權力的情勢下。據(jù)李玉潔先生《楚國史》統(tǒng)計，從第一代楚王熊通（楚武王）開始，到六代之后的楚莊王，歷時近兩百年中，楚國的首席執(zhí)政大臣令尹（相當于中原的丞相）有十一任，其中八任都是若敖氏族領擔任，分別是斗祁、子文、子玉（成得臣）、子上、成大心、成嘉（子孔）、斗般（子揚）、子越（斗椒）；其余三任，一是楚文王弟子元，一是申族人彭仲爽，一是蔫族族領蔫呂臣，也同樣都是老世族。在如此權力格局下，楚國的大司馬（軍權）、司徒（掌役徒）等重要權力也全部被世族分掌。

楚莊王時期，楚國王族與若敖氏部族的權力矛盾日漸尖銳。晉楚城濮之戰(zhàn)后，若敖氏因統(tǒng)帥楚軍戰(zhàn)敗而權力動搖，遂發(fā)動兵變，先行攻殺了政敵蔫賈，后又舉兵攻打楚莊王。楚莊王驟然難以抵御，提出以三代楚王（文王、成王、穆王）的三位王孫為人質，與若敖氏議和。長期經(jīng)營楚國上層權力的若敖氏族領斗椒公然拒絕了議和，與楚莊王刀兵相見。雖然，楚莊王最終平定了這場大叛亂，并將若敖氏除保留一支為象征外全部分散滅之，然造成國家巨大災難的根源卻絲毫沒有改變。若敖氏覆滅之后，楚國直到春秋末期，歷九代國王十七任令尹，其中十二任令尹是王族公子，兩任是蔫氏部族（孫叔敖、孫叔敖子），一任是若敖氏余脈（子旗），一任是屈氏部族（屈建），一任是沈氏部族（葉公子高）。

楚國由大世族執(zhí)政轉變?yōu)楣樱ㄍ踝澹﹫?zhí)政，雖然減緩了大族爭奪權力的殘酷程度，但卻沒有改變世族政治的根基。楚國在春秋時期多次發(fā)生老世族兵變，楚莊王的若敖氏之亂、楚靈王的三公子之亂、楚平王的白公勝之亂等等，每次都直接危及到楚王與王族，足見世族分治對楚國的嚴重傷害。

進入戰(zhàn)國之世，中原各大國的變法強國浪潮此起彼伏，幾乎都曾經(jīng)有過至少一次的成功變法：魏文侯李悝變法、齊威王變法、韓昭侯申不害變法、秦孝公商鞅變法、趙武靈王變法、燕昭王樂毅變法。第一次變法之后繼續(xù)多次小變法，在中原大國也多有醞釀或發(fā)生，秦國最典型而已。唯獨楚國，只有過一次短暫的半途變法，其后的變法思潮只要一有跡象（如屈原的變法醞釀），則立即被合力扼殺。也就是說，楚國始終沒有過一次需要相對持續(xù)一個時期（一代或半代君主）的成功變法。因此，楚國的分治狀況一直沒有根本性變化。

楚國的半次變法，是吳起變法。

這次變法，從吳起入楚到吳起被殺，總共只有短短三年。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三八四年）吳起入楚，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三八二年）病逝，吳起于葬禮中被殺，楚國變法宣告終結。以實際情形說，除去初期謀劃與后期動亂，即或計入年頭年尾之類的虛算，其實際的變法實施至多一年余，真正地浮光掠影。就史料分析時間構成：吳起入楚第一年做宛守（宛郡郡守還是宛城守將，不能確定），第二年做令尹，第三年慘死。如此，所謂吳起變法，則實際上只能發(fā)生在第二年及第三年幾個月里。再就史料分析吳起實際活動：其一，任宛守期間可能打過一仗（吞并陳蔡）；其二，任令尹之初謀劃變法，提出了一套變法方案；其二，為楚國打了三次大勝仗（救趙伐魏、吞并陳蔡、南并蠻越）。除此之外，未見重大活動，事實上也不可能再有重大活動。如此，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便是：一個三年打了三大仗、還做了一年地方官的人，能有多少時間變法？因此，完全可以判定：吳起的變法方案根本沒有來得及全面實施，便被對變法極其警覺的老世族合力謀殺了。

吳起的變法方略究竟有些什么，值得老世族們如此畏懼？

史料并未呈現(xiàn)吳起如商鞅變法那樣的變法謀劃，而只是分散記載了一些變法作為，大體歸類如下。其一，均爵平祿。其時，楚國世族除封邑之外尚把持高爵厚祿，平民子弟雖有戰(zhàn)功也不能得到爵位，非世族將軍即或大功也不能低爵薄祿。所以，均爵平祿是實際激發(fā)將士戰(zhàn)心的有力制度，應該說，這是后來商鞅變法的軍功爵制的先河。其二，廢公族無能之官，養(yǎng)戰(zhàn)斗之士。其三，封土殖民：將世族人口遷徙到荒僻地區(qū)開發(fā)拓荒，以楚國之不足（民眾），益楚國之有余（土地）。《史記．蔡澤列傳》云：“ii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zhàn)之士，禁朋黨以利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彼蟹N種，除了戰(zhàn)事，事實上還都只是尚未實施的方案。即或如此，楚國的老世族們已經(jīng)深刻警覺了，立即行動了。

吳起變法的失敗，意味著根深蒂固的貴族分治具有極其強大的惰性。

楚悼王之后的戰(zhàn)國時代，古老而強大的若敖氏式的自治老世族，已經(jīng)從楚國漸漸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有王族分支名義的昭、屈、景、莊、黃、項等非完全自治的老世族?？陀^地說，后者的權力比前者已經(jīng)小了許多，譬如私家武裝大大縮小，封邑也要向國府繳納一定的賦稅，對領政權力也不再有長期的一族壟斷等等。但是，在戰(zhàn)國時代，這依舊是最為保守的國家體制。相對于實力大爭所要求的國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國依然是最弱的。

楚國之所以能在最后歲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兩處：一則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二則是實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絕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統(tǒng)率楚軍的項氏父子，本身便是老世族，則是最好的說明。然則，一戰(zhàn)大勝，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惡習復發(fā)，聚合出現(xiàn)了巨大的裂縫，滅亡遂也不可避免。

包舉江淮嶺南而成最大之國，雖世族分領松散組合，畢竟成就楚國也。

疲軟乏力而始終不振，世族分領之痼疾也。

搖搖欲墜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絕境之聚合也。

戰(zhàn)勝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無可救藥也。

興也分治，亡之分治，不亦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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