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昂納爾仍然沒有說話，做了一個“請離開”的手勢。

阿道夫?馬爾克斯見狀，沒有再多說什么，點了點頭，轉(zhuǎn)身，拄著他的銀頭手杖，沿著走廊離開了。

萊昂納爾“砰”地關上了房門，將圣彼得堡的寒冷隔絕在外。

他不知道這個阿道夫?馬爾克斯是聰明還是愚蠢。

他竟然慫恿自己，一個法國作家，為了賺金盧布，把作品獻給俄國未來的皇帝……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想到了巴黎，他的書桌，未完成的《雷雨》。

兩天后，他必須離開這里。

――――――

萊昂納爾還沒有回到巴黎，但關于他的新聞已經(jīng)再一次席卷了這座城市。

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葬禮上的致辭已經(jīng)先他一步，通過電報和信件，迅速在巴黎的文化圈傳播開來。

首先是《費加羅報》以大篇幅全文刊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盛大葬禮，以及萊昂納爾的悼詞。

《費加羅報》還特地加上了編者按，幾乎是不吝贊美之詞，稱贊這篇悼詞：

是一篇超越了哀悼本身，直抵文學本質(zhì)與時代精神的雄文。

并且認為萊昂納爾?索雷爾：

以其特有的敏銳與深邃，為一位俄羅斯的文學大師，繪制了一幅屬于整個文明世界的精神肖像。

法國的媒體也開始熱議這位年輕作家在俄羅斯受到的“超規(guī)格”禮遇――

亞歷山德琳劇院的熱情接待，圣彼得堡上流社會的追捧，都被一一挖掘和渲染。

但更多的討論，則集中在那篇悼詞本身。

人們將這次致辭與半年前，他在福樓拜葬禮上的發(fā)聯(lián)系起來，一個清晰的共識逐漸形成：

萊昂納爾?索雷爾與同時代的其他作家、評論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總能以一種近乎“預”的口吻，精確地闡述這些逝去的文學巨匠將為“未來”帶來何種啟示與價值，而非僅僅局限于贊美他們當下已取得的成就。

《辯論報》的一篇評論寫道：

索雷爾先生仿佛手持一副能看見未來的望遠鏡。

他剖析福樓拜，我們看到的是二十世紀文學的萌芽；

他悼念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們看到的是人類精神困境的預演。

他不是在總結(jié)過去，他是在為未來的讀者解讀這些靈魂的價值。

《時代報》則更直接地指出：

這位年輕的“索邦的良心”，似乎天生具備一種為“經(jīng)典”賦予“當代性”的奇異能力。

他讓我們意識到，那些偉大的逝者，并非躺在棺槨中，而是活在我們即將踏入的明天。

這些評價，讓整個巴黎的沙龍都愈發(fā)期待萊昂納爾的回歸。

(本章完)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