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年，冬。

凜冽的北風，卷挾著來自秦嶺的寒意，吹拂過成都平原。益州的冬天，雖不及中原酷寒，卻也自有一種濕冷的蕭瑟。劉璋的州牧府內(nèi)，炭火熊熊，卻似乎驅(qū)不散彌漫在高層之間的某種怠惰與暮氣。流蜚語依舊在市井坊間飄蕩，東州兵與本土士族的摩擦時有發(fā)生，邊郡偶爾傳來南蠻不穩(wěn)或張魯部曲越境劫掠的消息，這一切都讓這座“錦官城”在表面的繁華下，透著一股隱隱的不安。

然而，在這片看似凝滯的政治泥潭深處，一股新的、細小的、卻充滿活力的潛流，正悄然滋生，并開始向著東方——荊州的方向，緩慢而堅定地滲透。這股潛流的源頭，正是趙云通過糜竺、糜忠等人精心播撒的種子，在張松、法正這兩位“園丁”的暗中澆灌與引導(dǎo)下，開始破土發(fā)芽。

張松、法正，這兩位在劉璋麾下郁郁不得志的才智之士，在得到趙云明確的承諾與支持后，心態(tài)與行動力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不再僅僅是抱怨與觀望，而是開始有意識、有策略地利用自己的身份與人脈，為趙云“暗度陳倉”的大計，在益州內(nèi)部進行更深層次的滲透與布局。他們的目標，不再局限于上層失意者或地方實力派，而是擴展到了那些在益州官僚體系中下層，同樣懷才不遇、對現(xiàn)狀不滿、渴望改變，卻又尚未完全死心或尚未找到出路的青年才俊、干練官吏。

這批人，官職或許不高，權(quán)力或許不大，但他們身處具體的政務(wù)、軍務(wù)執(zhí)行層面，熟悉地方實情，擁有實際辦事能力，是維持一個政權(quán)運轉(zhuǎn)不可或缺的“毛細血管”。爭取到他們，不僅能更深入地了解益州內(nèi)部的真實情況，更能為將來可能的“變天”，預(yù)先儲備一批熟悉本地事務(wù)、可用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東向”心思，本身就是益州統(tǒng)治基礎(chǔ)松動、人心思變的最直接信號。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此時在益州任成都縣令（一說為郡吏，此處已殊處理）。他“有才干，以豪強稱”，能力出眾，但性格剛直，不善逢迎，在講究門第、關(guān)系的益州官場，混得并不如意，與那些靠阿諛上位的東州兵將領(lǐng)或本地豪族出身的官員格格不入。他對劉璋的暗弱與州政的混亂深感失望，卻又苦于沒有更好的出路。

這一日，李嚴處理完一樁頗為棘手的民間田產(chǎn)糾紛，心中煩悶，獨自來到城南一處較為清靜的茶樓“聽雨軒”散心。剛在雅間坐下不久，便有一位青衣文士敲門而入，自稱是“游學(xué)士子”，見李縣令氣度不凡，特來請教蜀中風物。

李嚴起初不以為意，敷衍幾句。但那文士談吐不俗，對時政民生竟也有獨到見解，語間對益州“人才沉淪”、“政令不行”的現(xiàn)狀，流露出與李嚴相似的感慨。李嚴心中微動，便多聊了幾句。文士自稱姓鄧，名閑，荊州人士。

“原來是鄧先生?！崩顕佬闹幸粍?，想起近來隱約聽聞的一些傳，關(guān)于荊州鎮(zhèn)北將軍趙云如何求賢若渴，如何不問出身、唯才是舉，不禁試探道，“荊州人才濟濟，更有趙子龍將軍這般英雄，先生何必遠來益州這僻陋之地？”

鄧閑（正是糜竺商隊中的那位“賬房先生”，受法正之托，秘密接觸目標人物）微微一笑，壓低聲音道：“不瞞李縣令，閑游學(xué)是假，訪友亦是真。益州豈是僻陋之地？實乃天府之國，臥虎藏龍。只是……明珠蒙塵，良驥伏櫪，令人扼腕。譬如李縣令這般干才，屈居一縣，處理些雞毛蒜皮，豈非大材小用？”

李嚴面色微變，沉聲道：“鄧先生何出此？嚴才疏學(xué)淺，盡職而已。”

鄧閑不以為忤，繼續(xù)道：“縣令過謙了。法孝直先生（法正）曾對閑，成都李正方，有宰輔之才，惜乎……劉季玉不能用耳。”

聽到法正的名字，李嚴心中又是一震。法正雖然官職不高，但其才學(xué)名氣，在成都一-->>部分有識之士中頗有口碑，李嚴對他也頗為佩服。他警惕地看了看四周，低聲道：“鄧先生與法孝直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