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契訶夫安頓在每晚5法郎的「西班牙旅館」后，萊昂納爾才回到家中，此時已經(jīng)快凌晨2點鐘了。

佩蒂早已經(jīng)睡下，艾麗絲則還在客廳等著他。

見到他回來，艾麗絲關(guān)心地詢問：“那個小伙子是怎么回事？”

萊昂納爾疲憊地揉了揉自己的臉：“一個熱情過了頭、滿心都是幻想的俄國年輕人，從莫斯科跑來見我，已經(jīng)2天沒有吃上像樣的東西了?！?

艾麗絲還是有些擔(dān)心：“他怎么找到這里的？”

萊昂納爾攤了攤手：“他應(yīng)該是去了《小巴黎人報》，用了點小伎倆……在那里我的地址不是什么秘密?！?

艾麗絲犯了愁：“你要怎么安排他呢？”

一說起這個萊昂納爾的太陽穴就疼，一擺手：“先讓他在「西班牙旅館」住著吧。先睡覺吧，剩下的事明天再說?！?

萊昂納爾雖然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但因為在十九世紀這是常態(tài)，所以也并沒有讓他特別意外――唯一意外的是來的人是剛剛中學(xué)畢業(yè)的契訶夫。

這時候歐洲文壇，成名作家身邊簇擁著狂熱的崇拜者、虔誠的追隨者，乃至古怪的“寄生者”，不僅是一種常態(tài)，甚至是一種義務(wù)。

這并非簡單的虛榮，而是文學(xué)聲望帶來的副產(chǎn)品。

年輕的靈魂渴望指引，失意者尋求慰藉，投機者則覬覦人脈。

作家們，尤其是那些以關(guān)注社會和人性為己任者，往往難以粗暴地驅(qū)趕這些身影。

對找上門的擁躉熱情款待、答疑解惑、指點迷津，都是成名作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文壇的恩義與怨懟，許多便是在這種亦師亦友、亦主亦客的復(fù)雜關(guān)系中悄然結(jié)下。

巴爾扎克躲債時便常逃至好友梅里美家中，用奶酪搗碎沙丁魚抹面包充饑，吃飽倒頭便睡；

醒來就大罵梅里美耽誤了他的“宏圖大業(yè)”，罵完憤然離去；過些日子又狼狽而來……

如此循環(huán)往復(fù)了好幾年，而梅里美始終包容，兩人的友誼也始終未變。

還有像大仲馬歡歌達旦、終年不休的「基督山伯爵城堡」，以及左拉隨時歡迎朋友到來的「梅塘別墅」，都是這種文壇風(fēng)氣的產(chǎn)物。

當(dāng)然，萊昂納爾不會真的收留契訶夫做他的門客，但是要如何不傷對方的心還將他送回莫斯科，就是一門學(xué)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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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早上九點，在拉菲特街64號彌漫著咖啡香的客廳里，年輕的俄羅斯人經(jīng)過一夜的休息，神采奕奕；又在旅店里刮掉了拉渣的胡子，顯露出頗為英俊的相貌。

契訶夫激動地闡述著他的文學(xué)抱負――

他要像萊昂納爾揭露法蘭西社會的弊端那樣，以筆為刀，揭露俄羅斯的痼疾――農(nóng)奴制的殘暴、官僚的腐敗、小市民的麻木！

他要喚醒整個民族！

說到動情處，契訶夫揮舞著雙手：“索雷爾先生，《老衛(wèi)兵》里對麻木的諷刺，《于勒叔叔》里對金錢扭曲親情的刻畫，在俄羅斯隨處可見！

我要做俄羅斯的‘良心’，像您一樣！”

萊昂納爾耐心地聽著，眉頭卻微微蹙起。

契訶夫的熱情是真摯的，但他沉浸在對“民族靈魂”的宏大敘事里，雙腳仿佛懸浮在云端，對現(xiàn)實的重量一無所知。

他看到的“俄羅斯病”更像是從書本和憤懣中抽象出來的概念，而非從生活的泥濘里親手挖掘出的根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