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奧馬拉，三十四歲，碼頭卸貨工，每天工作十小時，周薪一鎊八先令。他有三個孩子，最大的九歲，最小的兩歲。工頭說他‘干活賣力’‘不偷懶’?！?
就這樣，他一個個說下去：“托馬斯?哈代，五十一歲，讀報人，眼睛壞了，靠給酒吧讀報掙點酒錢。
威廉?卡特，縫衣女工的父親，他的女兒周薪十二先令，他本人已經(jīng)六十七歲了。
喬?哈里斯，二十二歲，木匠學徒，周薪九先令，今年春天剛結婚，妻子懷孕了……”
他一連說了十二個名字，十二個最普通的生計。
“這些人，就是控方口中的‘煽動組織骨干’。他們每天操心的是明天的面包，孩子的健康，父親的藥錢。
他們有時間、有精力、有動機去‘策劃顛覆活動’嗎？”
說完這些，亨利?布拉德才走到陪審團席前，看著那些穿得體面外套的紳士們。
“去年十月，萊昂納爾?索雷爾，一個法國作家，偶然來到彎鎬酒吧。他看到那里有人不識字，沒法給遠方的親人寫信，就主動幫忙。
他收兩便士，只是一杯啤酒的價錢。他聽了那些人的故事――兒子在印度當兵，女兒嫁到外地，兄弟欠了債，妻子生了病――然后幫他們把心里話寫下來。
這叫做‘收買人心’嗎？這叫做‘善意’，先生們。最樸素、最直接的善意。這些人感激他，不是因為他是什么‘煽動者’，而是因為他做了件好事。
一件很小，但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事！”
旁聽席后排，一個衣服上都是補丁的老婦人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布拉德繼續(xù)說：“至于他們后來對記者說的話，那有什么奇怪？一個人幫了你，你覺得他是好人，你自然愿意告訴別人。
這難道犯法嗎？在大英帝國，說一個人是‘好人’，什么時候成了罪行？”
控方律師福斯特站起來：“反對！辯方在歪曲事實。這些人贊美的不是普通的‘好人’，而是一個公開侮辱女王陛下、詆毀帝國制度的外國作家！”
布拉德轉(zhuǎn)向他：“福斯特先生，他們開始贊美他的時候，《1984》還沒寫出來?！都永毡群１I》也還沒開始連載。
他們只知道，有個叫‘詹姆斯?邦德’的先生，在酒吧里幫他們寫了信，走時還把錢留給了‘老煙斗’吉姆的家人。
他們贊美的是這個，這有什么錯？”
福斯特冷笑著：“但他們后來繼續(xù)贊美他，甚至在《1984》出版之后！”
布拉德點頭承認：“有些人或許說了。但那是他們的個人感受。法律禁止的是‘煽動性論’，是意圖激起對女王和政府的憎恨。
說一句‘邦德先生是好人’，這構成‘煽動’嗎？如果構成，那么全英國每天有多少人該被抓起來？”
旁聽席里有人低聲贊同，就連陪審團也面面相覷，覺得這個辯護人說得不錯。
科爾里奇爵士敲了敲木槌：“肅靜。辯方，請繼續(xù)。”
布拉德走回辯方席，拿起一份文件：“我這里有幾份證。來自彎鎬街的鄰居，白教堂的工友，還有幾位常去酒吧的顧客。
他們都說，這些被告平時是守法的公民，按時交稅，不惹麻煩。他們聚在酒吧，聊的幾乎都是天氣、工錢、孩子、球賽――不是政治，更不是‘顛覆’?！?
他把文件遞給書記官：“法官大人，我請求將這些證列為辯方證據(jù)。”
科爾里奇爵士點點頭：“準予列入。”
福斯特立刻站起來：“法官大人，這些證與本案無關。被告平時的行為，不能抵消他們后來的違法行為?！?
布拉德轉(zhuǎn)過身，緊緊盯著他：“但能說明他們的本質(zhì)！這些人不是職業(yè)煽動者，也不是陰謀家。他們是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卷進來的普通人。
他們說了幾句話，表達了對一個幫過自己的人的感激――然后就被逮捕，被起訴，被送上法庭。先生們，這真的是正義嗎？”
說到這里，他才向所有人欠身致意，然后坐了下來。
法庭里安靜了幾秒。
科爾里奇爵士看向控方坐席：“福斯特先生，你可以傳喚證人了?！?
福斯特站面露得意之色，他站了起來：“法官大人，我請求傳喚第一位證人――《帕爾默報》記者托馬斯?韋伯。”
而被告席和兩位辯護律師的臉色都變得有些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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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的英國沒有“公訴人”制度。當時的刑事起訴主要由私人（包括受害者、警察或為了獲得懸賞的人）提起，警察雖然可以提起公訴，但他們在法律上被視為“私人”起訴者，而非國家公職人員。
(本章完)_c